当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55年写下“如果有人准备牺牲一点点自由换取一点点安全，那么他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安全，他将会失去两者”，他并不知道这将成为21世纪大数据时代的警示语录。

——题记

34.6万人的“秘密”

购买34.6万武汉人的个人信息，做了一场名为“秘密”的展览，里面包括姓名、电话、地址、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密码、网购记录、车主详细信息等。看到这个庞大的数字，很难不产生一种直观的可怖印象。这些数据从哪里来？怎么购买？这背后大概会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抱着这种想法，我来到艺术家邓玉峰的工作室，他却告诉我，数据交易的过程其实是他整个展览里最简单、最容易实现的部分。

大量隐私数据在庞大的黑灰产业内流通，并能以极低的价格被出售。要接触与购买个人信息，非常容易，QQ是个意想不到的便捷渠道。邓玉峰形容这就如同在淘宝上购买一件普通商品般简单。2017年，邓玉峰启动这个展览计划时，国家尚未出台针对个人信息的相关法律条款，“那时候卖个人信息很疯狂”。他的本意，是想用艺术作品来呈现这种疯狂。

邓玉峰是湖北恩施人，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平时常住北京。2017年武汉一家美术馆邀请他回来做场个人展览，他内心便期待能够通过展览与家乡这座城市产生某种对话。

艺术家邓玉峰

2015年，邓玉峰就曾为他的“黑金”项目开展过一系列针对社会黑灰产业的调查，除了发票、假币、办证刻章、毒品、卖淫等产业之外，他发现其中还有一类生意是买卖个人信息。许多交易都在QQ这样的匿名网络平台上发生，“非常廉价，一个人的数据只需要一分钱”。这个价格深深触动了邓玉峰。2017年，他发现自己和身边的朋友们都长期受到各种短信和电话的骚扰，并逐渐习以为常时，便有了创作作品“秘密”的想法。

邓玉峰在QQ上加了一个做这种生意的“好友”，给自己撰写好了剧本，扮演成一名广告行业的从业人员，声称因为投放广告的需求，自己需要购买大批量的个人信息数据，与对方开始对话。起初，对方比较警惕，并没有完全信任邓玉峰，嫌弃他“问东问西”，怀疑他要么是同行想偷师，要么是警方在钓鱼执法。但邓玉峰没有放弃，他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与对方周旋，暗示自己业务上需要“非常大量的、全面的数据”，而这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售价。

在利益的诱惑下，对方逐渐放下戒心，开始回答邓玉峰的问题。他先是问邓玉峰是想要哪座城市的个人信息数据，邓玉峰试探性地询问：“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有吗？”“没问题。”对方很快回复，继而追问道：“你想要多少？”为了了解对方手头上可能有的数据量，邓玉峰反问：“你那里有多少？”对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数字，只表示“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不行可以从别人那里调”。

邓玉峰一边回忆当时他们的对话内容，一边向我分析，“似乎无论你想要哪个城市的多少数据都可以，整个行业是被‘打通’的状态，这些数据在他们之间反复流通，所以你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价格购买到几百万、几千万的个人信息”。

他告诉对方，这次交易，自己希望购买几十万个人的信息，以武汉市居民为主，并且需要包括详细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及银行储蓄情况等信息。对方表示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全面的个人信息数据，约定多次交易，每次200元交易额。

“身份证没有新的了，不敢拿，武汉抓得最严。”几次交易后对方这样告诉邓玉峰，“河南省有200万有身份证号的。”似乎有些抱歉似的，他又补充道：“但信息比上次全，有邮箱、电话、地址、公司名称、法人、资金量和信用代码等。”

我好奇地询问邓玉峰当时是否察觉到对方是个什么样身份的人。邓玉峰回忆，当交易进行到下午时，对方曾表示过要下班了，“我猜测他可能是公司里可以接触到数据的员工，能把数据拷贝出来”。

最终，邓玉峰获得了34.6万份武汉市居民的个人信息数据，以及十几万份包括郑州在内的其他城市居民的个人数据。整个过程中没有什么惊心动魄、斗智斗勇，以至于时隔三年再和我聊到这些，邓玉峰很难回想起其中更多的细节。但这种记忆的平淡似乎也在另一个层面证明，贩卖个人信息的黑灰产业是多么猖獗。

对比2015年那次试探性的交易，邓玉峰发现，在2017年这条产业链上，关于个人信息数据的分类越来越细化，涉及到的行业也越来越多。他在一天内完成了这场交易，总共花费5000多元，购买了近50万人的个人信息，从得到的信息来看，“很多数据是从物业、学校、银行、车管所等机构流出来的”。

因为有了2015年的经验，这些数据的数量和价格已经无法刺激到邓玉峰了，真正让他激动的是，拿到数据后，要怎么在展览上进行呈现才能憾动观众。为什么要选择34.6万这个数字？武汉常住人口有1000多万，在邓玉峰看来，如果他购买了1000万的数据，反而会庞大到抽象，令人感到恐慌，但如果是30万这个数字，代表着每30个人里可能有一个人的信息泄露，就会有人想，“这30个人里面会不会有我？”

2018年关于“34.6万武汉人的秘密”展览，现场志愿者正在涂抹掉其中的关键个人信息

2018年4月展览开幕。邓玉峰在美术馆近20米的长廊空间里，用A4纸将这些个人信息打印了出来，铺满整个展厅墙面。在昏暗的空间内，用隐形药水书写的个人信息，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呈现出蓝底红字的效果。他认为，就和这些文字一样，个人隐私泄露在平时可能很难引起普通人的重视，毫不起眼，但在特定的场景下却会变得触目惊心。

展览开幕后，来访的观众中不乏这些信息的主人。一位观众在找到自己的信息时，爆了句粗口。实际上，许多信息的主人是被邀请来的。邓玉峰连同展览现场的志愿者，陆续向这些信息主人发送了邀请短信。这些短信被故意设计得很像普通的骚扰短信：“您好，艺术家邓玉峰购买了您的个人信息，现邀请您来参观在××美术馆《34.6万武汉公民的秘密》艺术展览活动。欢迎您的到来，快来观看自己的秘密吧！”有人回复了问号，表示出疑惑；有人反问道，“你怎么会有我的电话号码？”；还有人直接回复，“你有病”；但更多的人，就把这条信息当成了每天收到的无数条骚扰短信中的一条，无动于衷，毫无反应。

邓玉峰与志愿者们给这些个人信息的主人发送了“骚扰”短信

“大部分人都无视这条短信。”邓玉峰有些遗憾，“如果对艺术行业不了解，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个展览邀请函，是一件艺术作品的一部分，他可能以为这就是个骚扰短信。我故意使用了骚扰短信的方式去骚扰他们，但并没能引起他们的任何重视。”

尽管为了规避法律风险，他一张张地涂抹掉了其中涉及个人隐私的关键信息，但这场展览在开幕两天后还是被叫停，邓玉峰也接受了相关调查。不过，他对最终的结果感到满意。这场展览引起了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讨论。不久后，全国印发了《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虽然并不能明确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直接关系，但邓玉峰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创作这件作品的初衷。

“隐私”三部曲

2018年这件作品只是邓玉峰“隐私”三部曲的第一部。

邓玉峰是个相当有耐心的人。他的工作室位于北京金盏艺术区内，工作室里有扇落地窗，窗外有棵高高的树。这棵树是邓玉峰从它还是一株小苗时逐年逐月浇灌出来的，所以尽管树干恰好挡在窗户中间，“破坏了风水”，他也一直没舍得砍掉。这些暗地里下的“笨功夫”也被他用到了创作中。工作室的大桌子上，摆放着他绘制的许多草图，这是他为“隐私”三部曲的第二部《一场消失的运动》所做的前期研究工作。

实际上，在创作关于“秘密”的这件作品初期，他内心便有了构建“隐私”三部曲的想法。在学院接受传统雕塑训练的邓玉峰，最终选择以“社会雕塑”的方式“介入生活”。他选择了三个层面对隐私进行讨论：2018年的“秘密”关注个人隐私和科技公司之间的伦理关系；2020年《一场消失的运动》是关于公共空间中每位公民自身权利的探讨；2021年的《永生》则是对未来“无隐私社会”的设想。“这一锤子下去，敲得还是蛮响的。”他对自己有点满意。

邓玉峰选择在作品《永生》中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

2019年，为了启动《一场消失的运动》，邓玉峰在网络上发布了召集令，试图征集70名感兴趣的观众，每天10人，持续7天，与他共同完成一场行为艺术。10月，一个周一的午后，北京二环内的一条街道上出现了奇特的一幕。在邓玉峰的带队下，这群身穿橙色安全警示背心的人，时而踟蹰不前，时而飞速奔跑，时而趴倒在地，时而侧腰转身，摆出了各种怪异的姿势从北向南地通过这条街道。实际上，他们正在试图躲避这条街道上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希望令自己可以成功“消失”在这条街道上。

《一场消失的运动》行为现场

之前半年多的时间里，邓玉峰无数次往返于这条长约1.1公里的道路。他仔细测量了道路的长宽，认真记录了沿路摄像头的数量、位置、高度、品牌和参数，然后回到工作室中绘制成这样一张张街道摄像头的分布和范围示意图。

这条不长的道路上有89个摄像头，有些地点甚至同时被四五个摄像头对准。摄像头的运用显得如此普遍，除了维护公共安全设置的摄像头外，还有许多摄像头其实是由物业、学校、商店等普通单位安装的。邓玉峰记得自己最开始有些忽略了商店内部监控，结果在一次调查时发现，一家商店内部的摄像头透过窗户恰好对准了街外。

所以，自己该如何成功“消失”？他根据草图做了许多研究，设计了许多躲避路线，比如等候一辆公交车作为掩护，利用一片树叶作为遮挡，紧贴墙角像“贪吃蛇”一样绕行……每张草图上都标注着这些方法与细节。

在不断的调研、调整过程中，邓玉峰感到，如果只有自己来实行这个项目，通过翻墙、跳跃等动作躲避这些摄像头，似乎也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在监视器里看到你，就能证明你消失了吗？”邓玉峰想到。

他最终选择以一种更具“文学色彩”的方式，让其他人也参与进来，跟随他以简单的动作去尝试一场注定失败的事情。

今年年初，邓玉峰在北京798艺术区实施了他“隐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永生》。他邀请了许多电视媒体，现场拍摄他将个人隐私曝光给世界的一幕。在一张A4大小的黄色纸张上，印着你能想到的所有属于他个人的隐私，包括姓名、电话、邮箱、身份证号、住址、血型、银行卡号和密码，甚至右手指纹等信息。按照既定路线，邓玉峰拿着厚厚一迭自己的个人信息，在798艺术区散发给路上遇到的陌生人。很多人好奇地接过了信纸，还有人看完后甚至追出了几条街道，反复询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永生》行为现场

尽管个人信息如此重要，但邓玉峰认为，在大数据时代下，未来将是一个无隐私的社会。“最终我们都会变成一个数据集，当未来每个人包括记忆、情感在内的所有信息都可以数据化的时候，这些数据会被谁掌控？并且如果这些数据可以永久保存，我们还是人吗？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哪儿？”他选择将未来带入现实，率先主动地把自己曝光给世界，使得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数据透明人”。

“隐私”三部曲到此已经结束，但它带来的影响却没有消失。在选择公布了自己的全部隐私信息后，邓玉峰收到了更多的骚扰短信和电话，微博经常被黑，微信和邮箱也常常被他人登录。每次收到平台提醒后，他便立刻用各种手段重新登录回来。“怎么可能让别人不收集你的数据或者你的数据不外流？个人隐私的背后有多大的诱惑力是很难想象到的。”邓玉峰不嫌麻烦，他选择忠实地将这些一一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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